引言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各诸侯国虽然在名义上是周朝的臣子，但是自武王分封之后，周王室逐渐失去了对诸侯国的统治，国境内的一百余个诸侯国为了抢夺资源，增加实力，开始了针对其他诸侯国的兼并战争，实力弱小的诸侯国逐渐消失，成为了实力强大的诸侯国的组成部分。一时间天下烽烟四起，战火不断。
战争离不开人的参与，如果这些动辄十几万、几十万人数参加的战争就是一群莽夫拿着刀互砍，那么春秋战国这段时期有个十年八年也差不多结束了，到最后剩下人最多的国家也就统一天下了呗，事实上，正是有了无数的治国良相，战场能臣的参与，战争的手段才能变得丰富多彩。
比如两军阵前的对垒，不同的阵型会带来不同的效果，会使结果产生巨大偏差，或者在战争之前进行的反间计、苦肉计也会极大影响对方的判断，诸如此类，在此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叙述。不过，太史公司马迁，却在他的鸿篇巨制《史记》翔实地记载了这些治国良相，战场能臣，给了后人一个了解他们的机会。
于是乎，我们可以在《史记》中的七十列传中看到囊括了春秋战国时期无数的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的精彩人生，比如战国四大名将、战国四公子、晋国十二家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无一例外。这七十列传的排列也很有意思，可以明显看出并不是按照时间排序，至于是不是按照名望、能力和对后世影响也见仁见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绝非随意为之，一定是太史公想表达某种感情。
七十列传之开篇是《伯夷列传》，如果了解历史的人很容易摸不到头脑，不知道为什么放置如此文章在此。这是因为此篇章行文手法和列传部分格格不入，而且人物生平缺乏叙述，多以议论和抒发情感为主。那么为什么《伯夷列传》会出现在这里呢，如果我们在了解了太史公的经历后再看此文可能会别有一番味道，就下来让我们走进历史的记载，拨开迷雾，来探寻事情的真相。
春秋战国前出现特殊篇章
历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初读历史会觉得面对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古代文化，让人十分不适应，就好比让穿惯了西装皮鞋的我们突然换上草鞋麻衣，虽然也能遮风御寒，但是却更倾向于西装和皮鞋。其实，历史的最大作用是让我们了解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学习其解决方法，给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据《太平御览·服用部·卷十九》中记载：
''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唐书》曰：太宗谓群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犹一镜亡矣。''
这是太宗皇帝在魏征死后发出的悼念，其中清楚提到''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句话也从此成为了对历史的最佳描述而流传后世。
《史记》就是后世史官如实记录历史的作品，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被称为太史公，作为史官，他做到了不畏强权，公正无私，客观记录，所以得到了后代史学家和学者的极高的评价。
但是由于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时期这段远古时期，传世文献极其稀少，严谨的太史公不敢妄议，所以篇幅较少，真正的核心部分是春秋战国时期到汉朝时期，这段时间的史料十分翔实也极其生动，是了解历史的重要参考。
比如七十列传和三十世家，从周朝的吴太伯世家开始，到春秋战国和汉朝停止，记录的基本都是周到秦到汉的事情，而春秋战国则是和周朝重合。其中许多人，比如和老子齐名的道家思想大师庄子，只有寥寥三百字，为秦攻取巴蜀之地的司马错都没有独立列传，相反名不见经传的伯夷居然被列传并且成为了七十列传之首，实属让人惊讶，那么为什么太史公如此重视此篇章呢？
笔者认为，太史公是想借这篇文章表达自己的心中感情，后世文人众多，即使水准远远不如他，但是基本的常识还是有的，古人熟读圣贤书，一定是要做到逐篇逐字阅读的，可不是像现在浏览信息就挑感兴趣的看，所以当后世文人开始阅读七十列传时，首读《伯夷列传》自然会感受到不同，继而引起思考，当然思考的内容就是见仁见智了，不过太史公的目的已然达到了。那么太史公想表达什么感情呢，想要了解这点，作者认为要从太史公的身世中寻找答案。
为何此篇和其余格格不入
首先我们要明确，为何说此篇章和其余篇章格格不入，差别巨大呢，我们可以对比得出答案。据《史记·七十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
''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怿，为一击鲊。''
这是著名典故渑池相会的记载，在蔺相如列传部分，没有恢弘的战斗场面，也没有尔虞我诈的朝堂斗争，只有他言行举止的记载，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动作、语言和心里描写都十分详细。
事实上，在列传部分这也是太史公的主要行文方式，一篇长文基本完全覆盖了所传人物的生平大事，不夹杂私人感情，只是在最后或者两人间隔抒发百十字的议论，而且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百十字的议论并不影响文章主旨，所以更大作用还是为了行文工整而刻意为之，不影响我们的阅读理解。
虽然只是随便拿出来了《史记·七十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距离，但是余下的六十九篇章中不管是人物列传还是事物列传，行文方式借大同小异，唯有《伯夷列传》会让人感觉到巨大差异，让我们拿出实例。据《史记·七十列传·伯夷列传》中记载：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些部分就是所有的叙述部分，讲的是二人遵守周礼，最终饿死的故事。而在叙述部分之外，大约有三倍于其的议论部分，而且文章以议论开始，以议论收尾，七十列传中再无其二。这难道不奇怪吗？
笔者认为，这就是他遭受巨大变故，在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天道失允不与善人中挣扎的复杂感情，他借伯夷叔齐的事件，来带入自己的经历，让人们体会到他那种因为遵守规则遭受的痛苦，却又无力改变这个环境的虚弱感和巨大痛苦。
太史公勇敢抒发心中疑惑
我们知道，太史公遭受了残酷的宫刑，这个刑罚是对人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可是导致这件事情的原因，又怎么是一句是非黑白能概括的呢？起码在他自己看来，他没有错，他为李陵辩护的目的并非是和其有旧，而是完全为了家国社稷，天下苍生，这点和伯夷叔齐一样，遵照自己的内心，做的是光明磊落毫无私心之事。
但是伯夷叔齐却被吕尚搀扶着离开，而由武王灭商为根基的神怪类小说《封神演义》中的记载更加简单粗暴，据《封神演义·九十八回》中记载：
''子牙忙躬身问曰：'二位贤侯见尚，有何见谕？'伯夷曰：'姜元帅！今日回兵，纣王致於何地？'子牙答曰：'纣王无道，天下共弃之；吾兵进五关，只见天下诸侯已大会於孟津，至甲子日，受辛兵旅若林，罔敢数於我师，前徒反戈，於以败北，至血流标杵，纣王自焚，天下大定。吾主武王，散鹿台之财，发巨挢之粟，封比干之基，释箕子之囚，诸侯无不悦服，尊武王为天子，今日之天下，非纣王之天下也。'子牙道罢，只见伯夷、叔齐仰面涕泣大呼曰：'伤哉！伤哉！以暴易暴兮，予意欲何为？'道罢拂袖而回，竟入首阳山作采薇之诗，七日不食周粟，遂饿死首阳山。''
虽然姜子牙明确指出了纣王无道，天下弃之，而武王心系百姓，发散钱财粮食共给百姓，但是对于伯夷叔齐来说，他们仍然认为这是不对的，只有他们所认知的天子为尊民为贱才是正确的，为了明志他们宁可饿死。
那么这两人的做法到底算不算对的呢？其实他俩绝对是商朝的忠臣，但是却是愚忠，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只能了解到他们的做法，至于对错作者更希望我们发散思维，有自己的想法，并没有所谓的对错黑白。
所以太史公用伯夷叔齐的事情结合长篇议论，旨在让阅读《史记》的人以此二人，结合他的生平遭遇，来思考他的行为到底是对是错，到底是忠君爱国心系百姓，还是暗藏鬼胎私念作祟。这一点十分重要，如果人们读到这里认为他和伯夷叔齐一样是愚忠，阻碍了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自然会对他的人品产生怀疑，再次看到此书觉得索然无味，味同嚼蜡。
可是如果人们因为阅读此章认为他和二人一样心底无私天地宽，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坚守心中的信念，必定会肃然起敬，心怀敬畏来拜读这篇巨著，自然会读出不一样的地方，更加敬佩太史公的生平，就好像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一样。这正是他将此篇章置于首位的重要原因。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天道失允不与善人这两句话都是从太史公巨著中找出的原文和提炼的语句，实际上，这篇巨著中的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思想，不管是他格外钟情刺客列传，还是他为西楚霸王作本纪，都可以读出他不畏强权，渴望革新的主题思想。
他的文章既可以称得上是没有是否对错的概念，又可以理解成处处是是否对错的思考，这是因为他只是客观地记载自己考察或者听说的事情经过，从不刻意引导，但是他所载事物的内核却十分模糊，发人深思，不得不迫使人们对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思考。
而对于自己，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对国家和百姓有利的人，做事秉持本性，问心无愧，不因外物的改变而影响自己的悲喜，不管是身体健康时为李陵上书，还是为了遵照先人遗愿宁可遭受腐刑也要完成史书，都充分说明了其品德之伟大，人格之高尚。
但是老天却未曾对他这样的''善人''进行奖励，反而是让他遭受各种磨难，不得不让他重新思考人生，怀疑老天是否公正无私，是否会偏爱善人，但是这种玄而又玄的问题，怎么能是凭他一个凡人经过思考就能得出答案呢？
所以，他最后也愿意放下思考，当构建完毕整部巨著的框架后，再经过查阅史料和实地考察等等一系列的耗费时间和精力的行为之后，留给他完成作品的时间也不多了，所以他不去和老天询问答案，他更愿意将自己的思考置于自己的作品中，让后代的有识之士发现他的意图，从而进行思考。
不管是思考他太史公的所作所为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百姓的信赖，也是在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天道失允不与善人两种道理中挣扎徘徊，直到最后找出一个答案，也算是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这就是为什么七十列传之首的《伯夷列传》既突兀又合理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太平御览·服用部·卷十九》
2《史记·七十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
3《史记·七十列传·伯夷列传
4《封神演义·九十八回》